1959年初夏，韶山水库边的人群因为一位刚从水里上岸的老人而躁动。毛泽东披着浴巾，正准备回住处，忽见一位灰衣老妇立在堤岸，神色局促却满眼欢喜。经随行介绍，这才知道面前的“禹臣十三阿婆”正是当年佑生二叔的伴侣。毛泽东握住她冰凉粗糙的手长胜配资，说了句：“老叔娭毑，好久不见。”短短七个字，把周围人带回了二十多年前那段被乡邻议论到沸反盈天的往事。
要弄清老人为何倍受毛泽东关心，就得从毛佑生说起。佑生生于清光绪十八年，派名贻谷，排行老二，与毛顺生同辈。他做事精细，算盘打得噼啪作响，在东茅塘一带早有“活账簿”之称。毛顺生经营米谷杂货，佑生常出谋划策，两家虽隔着一条田埂，却几乎天天往来。
1919年冬天，毛顺生夫妇相继离世。家产忽落三兄弟肩上，毛泽民临危受命，可面对几十亩田、数间铺面，他实在无从下手。这个关口，是佑生二叔推开了毛家堂屋的门——“账本先别乱，先分出现银周转”，一句话便让毛家度过了最混乱的阶段。
两年后春节，毛泽东回家劝弟妹随他闯天下，决定把家业统统处理。田土山林、房契债券，一概捐给贫苦人或作价清账。仓促之间，大量细务无人承接，毛家长辈与文家舅舅商定：祠堂代管，专人记账。族里异口同声推举佑生二叔。此后他在薄册首页写下“清抵”二字，自此埋头记账八年多，前后留下三百五十余条明细——粮租几石、税银几吊、出狱费用若干，年月日无一错漏。韶山后人至今提起那本“清抵薄”，都说“翻起来像年轮”。
账面很快映出毛家命运起伏：收入只剩田租，支出却因革命活动节节攀升。1929年，长沙方面下令查封毛泽东家产，族里四处打点又添一笔“情面钱”；同年秋，王淑兰在省城被捕，探监盘缠记在“佑生出”栏目下。到1935年交班时，毛家净欠四千三百余元大洋长胜配资，“卖尽田房不足抵债”一行黑墨，被佑生狠狠圈了两道。
就是这样的勤谨农人，却因一段“禁忌之恋”险些丢了性命。毛佑生四十九岁守寡，与他同族的堂婶陈氏二十八岁便成了寡妇，均带子女度日。农忙互帮，农闲互顾，久而久之相依为命。乡间礼法森严，“侄婶相好”顿时炸开锅，族老商量要在祠堂施“家法”。偏巧毛泽东那段时间在韶山做农运，他闻讯赶来，拍着祠堂的檐柱对族长说：“一个寡妇要不要再嫁，轮不到外人发落。她若情愿，嫁给谁都行。”有人嗫嚅“坏了纲常”，毛泽东冷笑：“若是纲常只让穷人受苦，那算什么道理？”祠堂内外沉默良久，板子最终收了回去。
两年后白色恐怖席卷湘中，佑生被当地保甲抓去拷问，竹签剔进指缝，他咬碎牙也不肯透露毛家任何行踪，只留下一句“问我也不晓得，你们去天上找”。折磨到昏死，才被乡里老少凑钱赎回。风波一过，他又挑起账簿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1940年隆冬，佑生积劳成疾，杵着枣木拐杖仍在田埂查看收租，当晚便一病不起。临终前只交代一句：“账簿完完整整送祠堂。”六十五载颠簸，就此画上句号。消息传到延安，毛泽东神情黯然许久，却只让通信员回信一句：“佑生二叔辛苦，多谢各位族人照顾。”
1949年10月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告新中国成立。三天后，韶山亲友进京祝贺，他第一句就问：“佑生二叔还好么？”得知老人已逝，沉默良久，又细问子侄现况，嘱咐“要带信回乡，照看那家人”。1950年，毛岸英回韶山便将衣物药品送到东茅塘，毛维薪接过包裹，抹了半天泪。
再把镜头拉回1959年水库畔。禹臣十三阿婆说不上几句普通话，只不停摆手：“主席，我啥都好。”毛泽东掏掏口袋，才想起身无分文，便回头吩咐卫士：“回去给阿婆寄些生活费。”老人连连摇头，他却笑道：“这不是恩情，是晚辈该做的。”后来地方政府把十三阿婆列进“五保”，老人得以安度余生。
佑生二叔没念过多少新学，却凭良心和胆气站到时代这一边：账簿里有革命经费，也有佑生的汗水；祠堂里有旧规矩，也有佑生要打破的枷锁。艰难年代，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农人，用最朴素的方式守住了对新生活的希望。数字可以丈量家产的缩减，却量不出这些老百姓对革命付出的真心。毛泽东多次提起佑生，不是因为一纸账簿，而是因为那份在危难时刻仍不改的担当与义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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